（健康快讯）二孩来了儿科慌了？ 遭遇近30年来最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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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前校长曲佳一直在“抢抓和呼吁”培养更多的儿科医生。现在，他在等待希望。3月5日，当他看到“加快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的培养”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他非常惊讶，拿出笔，在这句话下面划了一条线。

就在11天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宣布，为了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短缺，今年将有8所高校恢复开设儿科专业，瞿家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听到李克强总理念这句话，他心里的石头已经落地了。

看病难，看孩子更难。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爆发“儿科医生荒”危机:北京儿科“人数有限”、广州儿科急诊科“关门”、上海儿科“急诊”，儿童医疗红灯频频闪现，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特别是去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这个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随着二胎的到来，已经缺医少药的儿科真的要人心惶惶了？

儿科承受了过去30年来最大的压力

瞿嘉的学校从1978年开始向社会输送儿科毕业生，2002年停止招收。他回忆当时取消的原因在于国际临床医学专业设置规定“成人和儿童不能分开”。

1998年再次调整专业设置，将儿科学专业从我国医学院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去除，使儿科学“退化”为临床医学的一门课程。从那以后，儿科变得更加脆弱。瞿嘉说:“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影响了学科的发展。”相应地，研究儿科的人越来越少，儿科医生也越来越少。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告诉记者，在放开二孩政策后，中国目前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将面临过去30年来最紧迫、最强大的压力和影响。

她给出了一组“越来越多”的数据来支持她的观点-

第一，高危女性越来越多。李兰娟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由于老年和危重孕妇的增加，早产儿将显著增加，围产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将增加，这将给儿科和新生儿重症监护带来很大压力，已经超负荷的专业机构更加捉襟见肘。

第二，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李兰娟说，高龄孕妇围产期出生缺陷的风险将明显增加。以唐氏综合征为例，孕产妇年龄每5年，发病率将以近乎几何级数增长，45岁以上达到1/40。她说，这些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保健“雪上加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山指出，按照儿科学的规则，儿童就医频率一般比成人高1到2倍，而老年女性两个孩子的健康问题会更复杂。2013年，儿科门诊人次近2亿。

从目前的儿童床位利用率和儿科医生的负担来看，儿童医院的负担是各类专科医院中最重的，儿科医疗队伍极其匮乏，医患比例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儿科有限咨询的不同形式导致患病儿童的平均等待时间长达4至6小时或更长。

48.68%的医院存在儿科医生流失现象

从“供给”方面来说，儿科医生、妇幼保健人员多少有些“稀缺”。据李兰娟调查，由于待遇相对较低、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妇幼保健人员成为医疗卫生行业人才流失的重灾区——“近三年来，48.68%的医院出现了儿科医生流失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苏大校长熊思东对此也深有感触。“吃喝妇产科，吵儿科”，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导致儿科医护人员流失。

熊思东说，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一个孩子。“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父母不能允许任何错误，孩子哪里有问题也不会说。”

更重要的是，目前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太低”。

熊思东告诉记者，孩子还小，医生在检查治疗方法、药物类型和剂量时非常谨慎。按照现在“以药补药”的收入制度，儿科医生为医院创收少，奖金比其他科室少，自然就陷入了“收入萧条”。

相应的，对于医院来说，好处是小的，但还是需要花钱维持运营。自然，没有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的动力。

熊思东认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以药补医”的环境，打破医院现有的收入机制，就很难解决儿科医生的治疗和职业发展问题，也无法解决儿科医生的短缺问题。

“如果没有人愿意做儿科医生，即使有专业设置，也不能招收学生。”熊思东说。

此外，儿科医生数量上升/有限的问题也受到了批评。"儿科医生成为名医相对来说更难."熊思东说，儿科医生实际上是全科医生，他们的技能要求更全面，所以他们不能像其他专家那样深入学习，他们的水平也不能用发表论文和评估职称来衡量。

应该努力改善儿科医生的地位和治疗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山，还是有些问题的。

比如一些城市新建儿童医院，扩建现有医院增加儿童床位，或者实施儿科分级诊疗，但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法招聘到专业的儿科医护人员。与此同时，床位的增加和接受治疗的儿童数量的增加进一步增加了现有工作人员的压力，导致团队辞职和不稳定。

在她看来，培养儿科医生需要10年，远远不能解渴。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学生最终会不会成为儿科医生还是个未知数。

多年来，瞿嘉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恢复儿科的建立。听说教育部宣布今年恢复儿科专业招生。瞿嘉专门派人等这份文件回复。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他才觉得自己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说这是一个开始。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措施不仅是恢复招生，还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特别是医疗卫生部门，更加重视儿科的发展，给予儿科医生优惠待遇。

正如李兰娟所说，要努力提高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让同样是“白衣天使”的儿科医生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医学院要设立独立的专业，人类社会、金融、教育等部门要研究完善助产士的职业晋升制度，定向培养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杰认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困境、根治儿科“高风险、工作累、收入低”的关键是“增加经济支持”，使用“职业保留、情感保留、治疗保留”。

“一个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通常是两头最让人担心的:孩子生病了，担心焦虑；老人病了，负担很重。“两个脑袋”要全面妥善处理。”丁杰说。(李超邱陈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