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农村婴幼儿能力存隐忧：超40%认知和语言能力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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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普对中国部分农村婴儿的测试显示，在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婴儿认知和语言能力落后的比例超过40%，远高于中国城市和富裕农村地区。如果我们不干预这个大群体，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的质量将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农村幼儿能力隐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最近，持续了两年的农村教育行动方案(reap)做了一份关于婴幼儿早期发育的研究报告，备受关注。

自2013年以来，瑞普对陕西省农村地区的1800多名婴儿进行了贝利婴儿能力发展测试。受试者的初始年龄为6~12个月，然后随访两年，直到2015年这些受试者的年龄达到24~30个月。

测试结果表明，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儿童的认知或语言能力将会恶化。在18-24个月时，41%的受试者在认知或语言发展方面落后，而在24-30个月时，这一比例高达53%。

2015年，reap联合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培训中心等单位在河北、云南等地对6-18个月的农村婴幼儿进行了贝利测试，结果也不容乐观。在河北农村，样本村43%的婴儿在认知或语言发展方面落后于正常儿童。在云南农村，这个比例甚至超过60%。

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和一些富裕的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仅为15%左右。

这个结果震惊了很多人，包括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有5000万婴儿，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幼儿认知或语言发展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有很大影响。"

瑞普项目团队位于陕西省的一个村级幼儿发展活动中心。受益儿童和父母正在开展亲子活动。照片提供|受访者提供

婴幼儿的早期发育非常突出

这个项目的组织者是一个从事项目科学影响评估的组织。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该项目的核心实施团队。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科特·罗泽尔(Ross Gao)是reap的美国主任，reap的中国主任张，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江是reap项目的执行主任。

Reap旨在利用科学研究成果，为制定和完善我国农村儿童营养、健康和教育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5年，是致力于中国农业和农村战略与应用研究的科研机构。近年来，该中心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大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向政府提交了70多项政策建议。

在早期关注农村学生的营养和健康问题时，主要集中在小学。中国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小学生营养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指示。

但是，当张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时，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营养学家在内的一些专家告诉她，你现在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小学生有点晚了，“你应该从婴儿期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

张说，这些观点极大地触动了她。该团队还关注国际相关研究的前沿，强调幼儿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0-3岁婴儿时期，这对提高人力资本，特别是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陷阱”非常重要。

从此，张和她的团队开始重视婴幼儿的营养和养育。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地区的婴儿养育情况，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在陕西省商洛、安康和汉中(涉及174个乡镇的351个村)对1800多名3岁以下的婴儿进行了检测。

贝利测验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评估早期儿童发展的国际量表。根据这个量表，贝利的智力发展指数低于85(=智商低于90)，意味着认知或语言发展滞后。根据国际标准智商分数分布图，认知或语言滞后的正常率约为15.87%。

然而，上述测试的结果远远超过这个比例。这些婴儿从6~12个月开始调查，每6个月随访一次，即除第一次外，12~18个月、18~24个月、24~30个月随访3次。测试结果表明，如果不开展活动，婴儿认知或语言发展的比例逐渐落后，分别为28%、32%、41%和53%。

其他地方测试结果一般都差不多。瑞普项目组对云南省和河北省448名6-18个月儿童的体格检查和能力发展测试结果表明，即使在非集中连片的贫困农村地区，婴儿健康和早期发育仍存在严重问题。根据贝利量表，河北和云南样本婴儿认知或语言能力发展滞后的比例分别为43%和63%。

这两个省的体检结果也显示，虽然6-18个月的儿童体格发育基本正常，但贫血率高达64%。这比陕南贫困农村的婴幼儿高出15%。

通过调查分析，瑞普项目组认为，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辅食添加不科学、代际抚养比例高、父母无法与孩子玩耍、缺乏促进孩子早期发展所需的环境和相关服务。

Reap发现，52%的父母不知道母乳是6-12个月儿童的主要食物和膳食营养来源。47%的家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正确添加辅食，超过一半的家长认为孩子一岁前不能吃肉。从喂养行为来看，12%的孩子从不喝母乳，62%的家庭无法保证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至于抚养，调查结果显示，约40%的孩子主要由母亲以外的人照顾，而奶奶是最常见的非母亲监护人。大约40%的孩子在18个月大之前被迫与母亲分离，成为留守儿童。代际抚养的子女比例从20%(6~12个月)逐渐上升到60%(24~30个月)。而代代相传长大的监护人大多采用传统的育儿方式，认为孩子吃穿暖不生病就好。少数父母甚至有把手脚绑在孩子身上等错误的育儿行为。

调查结果还显示，超过90%的监护人(父母)不知道如何与孩子开展亲子活动以促进其能力发展。调查前一天，只有5%的监护人(父母)在书上给孩子讲故事。几乎所有的监护人(父母)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教育教养方式。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孩子太小，不会说话，吃点东西穿件暖和的衣服就够了，没必要和孩子读故事，聊聊天。

另外，在陕西调查的351个样本村中，没有一个有幼儿发展活动中心等有利于幼儿发展的场所；98%的家庭没有为孩子提供安全、卫生和有益的活动空室；幼儿发展服务人员或机构严重不足，没有政府部门负责提供幼儿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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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是干预的窗口期

罗斯科自1984年首次访华以来，已研究中国农村问题30多年。1995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成立时，他担任该中心的学术顾问和咨询委员会主席。2005年瑞普成立后，他担任项目团队的美国总监。他有银灰色的卷发，能说地道的中文。

谈到上面的reap团队的研究报告，罗斯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农村婴儿认知和语言的滞后发展是一场巨大的隐形危机，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

他在接受《中国商报》采访时表示，这些孩子可能因为初中认知和语言能力不足而辍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很难适应未来技术发展的需要。这将制约中国未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甚至可能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

“四十年前，农村孩子长大了，可能是农民，种庄稼不需要高智商。后来农村孩子长大了，可能要去城市打工，不需要高智商去流水线上干活。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当一个人的智商低于90时，他就不能胜任很多工作。”罗斯科说。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该组织的众多合作单位之一，也为该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大量支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家卫生计生委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新计划生育科学育儿专家组组长蔡建华表示，最新的调查显示，许多农村婴儿不仅在认知和语言发展方面落后，而且在社会情感表达和运动能力方面也落后。

蔡建华说，中国制造业的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如果农村地区的婴儿认知滞后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制约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瑞普项目执行董事史耀江也持类似观点。他说，随着近年来工资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提供廉价劳动力方面没有优势，需要将中国的产业从产业链的低端升级到高端。要想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储备。“目前提高中国人力资本整体质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乡人力资本差距。”

据张介绍，根据大脑发育理论，一个人能力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基因和环境。基因可以归为先天因素，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是营养和养育，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营养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育儿行为的改变需要父母付出更大的努力。

最新研究结果证明，大脑发育及其功能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0~3岁是最重要的机会之窗，可以为婴儿提供均衡的营养和科学的养育，甚至改变基因表达方式，影响大脑的结构和功能，从而使孩子的潜能发挥得更好。

罗斯科认为，孩子每天都在成长，所以时间很短。“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干预。错过这个窗口期，以后多花几次都达不到现在能达到的效果。”

从计划生育到为人父母

针对农村婴幼儿认知滞后的问题，瑞普制定了一系列干预方案。这些包括培训计划生育专家作为养育者和家庭咨询。

2014年10月，商洛市随机抽取227名婴幼儿进行试点。通过陕西省和商洛市卫生规划部门，国家卫生计生委向有关乡镇计划生育站发出通知，选派部分计划生育干部参加婴儿养育知识培训。

2014年11月，李波等70名基层计划生育干部当选。

李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商洛市丹凤县上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他没想到，通过这次培训，他完成了从计划生育干部到养育者的转变。

该培训是由reap项目小组组织的，reap成员和育儿专家担任培训教师。教材由幼儿发展领域的专家编写，借鉴国内外资料，结合儿童发展规律。本教材是专门为0.5 ~3岁婴幼儿设计的。通过示范和引导，家长和幼儿可以共同开展亲子活动，培养幼儿的语言、认知、社会情感和运动能力。

参与教材编写和培训指导的北大副教授罗仁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会在培训期间给这些计划生育专业人士上一堂课，我会把心理年龄改为3岁，让宝宝们喜欢和你一起玩。可以示范引导家长和宝宝一起开展亲子活动。”

经过一周的培训，70名基层计划生育干部开始走出来，他们的身份从计划生育干部变成了“养育者”。

李博和他的同事严夏树在丹凤县的商业镇为八名婴儿提供服务。

每周三，他们都会开着计划生育服务车来指导家庭，车上装满了玩具、书籍、绘本和教案。由于客户居住在分散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车40到50分钟，然后步行半小时。

根据计划，他们每次进入家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还要和婴幼儿一起玩玩具，唱儿歌。重点是向父母(监护人)传授育儿知识。

由于有村干部的介绍和指导，家长在入户时一般都很客气。然而，经过几次探访，李波和他的搭档发现，许多父母“没收”了他们留给孩子的玩具，因为“他们必须把它们藏起来，否则孩子会被损坏或沉迷于玩耍，他们必须赔钱或购买它们”。李博多次告诉他们，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

有照顾者提前和父母约好了，但是到了门口，发现一个人也没有。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忙着收小麦和蘑菇，有时候还会有一些误会。当镇安县溪口镇的一名保姆向邢俊第一次走进家门时，他的父母把他当成了一个“人贩子”，然后要求村党委书记出面化解误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养育者和父母都看到了积极的变化。彭若翰是对接李波的对象，两岁。刚来家里做家教的时候，即使拿出糖和零食，小若翰也经常躲在门后不敢露面。过了一段时间，小若涵不仅学会了玩玩具，还主动和李博一起玩。

到2015年5月活动结束时，小若翰已经成为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李博走的时候，小若翰舍不得走，希望叔叔“经常来陪自己玩游戏”。

六个月后，瑞普又对这些飞行员的孩子进行了贝利测试。结果让研究人员非常兴奋，他们的贝利智力发展指数平均提高了12分。

张说，这意味着这些孩子的认知和语言水平可以在没有复杂干预的情况下得到提高。

2015年，李博和闫均获得国家卫生计生委干部培训中心颁发的证书。证书上写着:去年11月至今年6月，商洛市因表现突出被授予“黄金育儿师”称号。

建立村级育儿中心是瑞普实施的第二个行动计划，旨在帮助更多的父母学习育儿知识。

张表示，自2015年6月第一批村级育儿中心成立以来，瑞普已在陕西省50个试点村建立了育儿中心，分布在商洛、安康和汉中。

每个育儿中心都有标准的亲子活动设施、书籍、玩具等。，并配备1~2名育儿教师，并招聘当地管理员。护士是镇上训练有素的计划生育干部。他们每周三来中心示范指导家长如何做亲子活动，传授一些科学育儿知识。

目前，瑞普正在推进第三项行动，即在人口稠密的移民搬迁村建立超级育儿中心。

2017年5月3日，由瑞普与商洛市沙河子镇政府合作建设的中国首个移民社区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在沙河子镇柴湾社区陕南移民社区正式投入运行。这是瑞普建造的第一个超级育儿中心。沙河子镇3000户，0-3岁婴幼儿120多名。

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是照顾者的家访，还是村级育儿中心和超级育儿中心的建立，所有接受咨询的婴幼儿家庭都是免费的。“我们只是想把它作为公共服务来推广，这是下一个国家发展的人文基础。”

张说，收获主要是由项目组资助。虽然有困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进来。目前有7家机构只支持瑞普村级护理中心。

“我们最早的梦想是，reap合作伙伴和国内外资助机构可以覆盖我们的宣传册，现在宣传册的两面都快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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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将国内生产总值的0.1%投资于社区育儿中心

很多被采访的reap成员认为，reap毕竟只是一个学术机构，更多的是通过科学研究探索可行有效的促进幼儿发展的途径。依靠五谷杂粮来长期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施这些干预计划是不现实的。最终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参与。

许多受访者表示，政府已经认识到促进农村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细节需要进一步澄清。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会议还提出了“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全国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建议到2020年，特殊困难集中连片地区儿童总体发展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然而，该计划没有提到政府在抚养0-3岁婴儿的早期阶段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干部培训中心党委书记、新计划生育科学育儿专家组组长蔡建华表示，现有文件仍不明确，缺乏幼儿保育方面的具体措施。

中国儿童福利院院长张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瑞典等国家开始重视儿童的养育，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极其匮乏。她说，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应纳入贫困农村地区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学院副教授、五谷营养与健康项目负责人罗仁福根据2016年我国教育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了核算。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38866亿元，占当年中国gdp的4.2%。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分别占7.2%、45.3%、15.8%、26.0%和5.7%。然而，在婴儿营养和科学饲养方面的投资几乎为零。

蔡建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项投资应该包括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中。“免疫、定期体检等。作为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这些年来一直在这样做。如今，贫困地区也在为婴幼儿做营养补充。但是，对婴儿养育问题的重视和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创造性的环境。”

蔡建华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都在努力推广这些东西。他甚至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一起，就应该投入多少资金来扭转目前的局面进行了预算。

根据农研所的一项调查，即使将幼儿发展家庭指导服务纳入农村地区政府公共服务，所需支出也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如挪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和南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

蔡建华说，中国大约有5000万0-3岁的婴儿。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今年和明年这个数字还会增加。这些婴儿中大约三分之二没有城市户口。

在他的愿景中，中国所有的村庄和社区都应该有一个育儿中心。以每个中心6万多元的成本计算，政府需要投入600亿左右。“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70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如果你能占到这0.1%的比例并落实到位，资金用在实践中，你就能有很大的作为。”

在劳动力成本等后续问题上，蔡建华认为，政府主要做的是启动和掩盖工作。人力方面，有的还是可以由现在的计划生育干部或者村干部调到专职岗位。除培训经费外，公共财政承担的人员支出基本可以保持不变。部分可以由政府为社会购买，有标准认可，有管理能力的可以参与。服务模式成熟，公众观念得到认可后，私人资本和人力自然会投入运营。

关于育儿教师的专业化，蔡建华说，中国有5000万0-3岁的儿童。以美国目前从业人数计算，中国需要800万人做婴幼儿早期发育。他认为，推动国家政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包括干预模式的探讨、专业标准的确立、评估工具的准备。

他说，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模式正在形成。一旦有了明确的规范和政府资金支持，事情就搞定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增加了《婴幼儿发展与养育指南》。蔡建华表示，行业标准将尽快达成共识，卫生计生委将首先承担培训和建立标准的研究工作，成立协会，然后移交给民间组织，委托大量社会组织来做。

蔡建华说，他们还邀请专家一起做标准研究。“这几年，为了规范行业秩序，国家普遍减少了职业数量，从2200多种减少到1400多种。不过这个‘婴幼儿发育指南’是新加的，也说明国家重视这一块。”

蔡建华认为，只要公众认识到婴儿早期发育的重要性，可以刺激社会资本投资，就可以逐步建立相关的行业规范、人员培训和职业许可制度，这不仅可以为国家增加就业，而且有助于提高婴儿的养育质量。

2016年，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幼儿发展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0-3岁儿童缺乏优质的幼儿发展服务，将对儿童、家庭和社会造成长期伤害。为0-3岁儿童提供优质的早期发展服务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可以从源头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质量，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

本文最早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第8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