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穿短裙露假肢女孩：我不希望成为“励志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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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爱穿裙子的女生谢仁慈总是笑着和同学打招呼。

5月18日，在民法考试补考之前，谢仁慈正在抓紧时间看书。

谢仁慈留着齐耳长的头发，爱笑。她走得很快，右腿几乎不弯曲，短裙下的蓝色金属假体骨架惯性地向前摆动。

5月17日中午，在西南政法大学附近，她穿着短裙经过一家酒店大堂。一位产科医生看到她时惊讶地捂住了她的嘴。

医生面前的女孩，和流行微博里的女孩一样，也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右腿上有一条“被扯掉的假腿”。嘴角旁边的痣微笑着在唇角起伏。

确认谢仁慈是微博上的“截肢少女”后，两人合影留念，互留联系方式。一周前产科医生检查了一个孕妇的胎儿，发现胎儿有足内翻，纠缠了很久，建议对方带走。后来看到谢仁慈的微博，转发给妈妈，让她再想想。

分别后，谢仁慈和三个朋友分享了这段遭遇。她很感动，声音颤抖。“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很有用。”。

《西方政治的太阳》

5月12日，她应朋友之邀，在知乎回答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穿短裙露出假腿，走在街上会怎样”？

一天晚上，她回复的赞数破了5000，然后涨到2.6万多。她的微博被发现，粉丝从200人上升到2万多人。有人说她是“西方政治的太阳”。

她不喜欢这个标题，“什么太阳是母校的耻辱”。她不想做励志模特，只想讲自己的故事。

三年前，她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录取。她在这个叫“山城”的城市上大学的时候，上一节课要爬近200级台阶，爬几座山坡，休息四至五次。

开学第一年，她总是摔跤，每次下雨，伤口都疼得几乎出不去。这个短发女生大学第一次逃课是因为她在半山腰垮掉了。她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哭着说:“我太累了。”。

现在和她一起走的同学都没有她快，谢仁慈也可以和她一样快。“因为走路磨伤，所以想尽可能缩短痛苦的时间。”。

谢仁慈生长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家庭——父亲和人打架，直到需要“把肠子塞到肚子里”，常年坐牢；在一次车祸中，我妈妈和她一样，成了残疾人。在我的记忆中，很长一段时间，我家每天都吃面。她问妈妈为什么，妈妈哄她，因为面条好吃。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妈还补不上学费。谢仁慈申请了贫困生奖学金，一年2500元。高二的时候，家庭条件可以维持正常生活后，她就不申请了。

这个女孩，总说自己上了大学就变得懈怠，对自己要求不低。去年她有三科没考好，都是75分左右。她选择了复读。

谢仁慈在知乎惊人的健身照是朋友不小心拍的。在学校健身房，她有专门用于健身穿的假肢，比平时重。她骑完旋转自行车后会出汗。

有一次一个副教授在健身房偶遇她，交了一个朋友圈:今天在健身房看到一个小女孩戴着假腿，不断尝试各种健身器材…我问她，你为什么推哑铃？这位20岁的女孩咧嘴一笑，大声说道，以防止乳房下垂。

5月20日，谢仁慈在健身房练习平衡。

5月19日，路过的市民竖起大拇指，为谢仁慈鼓掌。

5月19日，谢仁慈在图书馆选择了自己需要的书籍。

交通事故

2001年3月21日，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谢仁慈穿着裙子和红色小皮鞋和妈妈出去玩。她走到一家诊所门口，看到医生在给别人打针。她吓坏了，转身就跑。随着猛烈的刹车声和妈妈的哭声，刚开始上幼儿园的小女孩被夹在了公交车下面。

当她睁开眼睛时，她看到汽车底部黑色的、交错的零件和管道。鼻腔有燃油味，冒着热气，脸很烫。

车祸的记忆里没有痛苦。她只记得，当她茫然地睁着眼睛被拖出车外时，一个中年男人低头看着公交车。对方头发很短。十六年后，对方面部表情中的冷漠依然刻骨铭心。

妈妈为了拉她被车撞了。这次车祸，女儿失去了右腿，妈妈失去了左腿。

坐出租车去医院的路上，谢仁慈低下了头，看到自己的右腿，膝盖朝下，黄色、青色和红色交织在一起，经脉、血管和肉交织在一起，摇摇晃晃。

我妈妈哭个不停。她清楚地记得出租车司机用方言说“不要把血滴在我的夹克上”。

母亲没有反驳，抱着她，念叨着“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车祸时谢仁慈只有4岁。当时的苗姑娘能跑能跳，被同学选为“校园主播”。

车祸后，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她妈妈住在六楼，她住在五楼。爱穿高跟鞋的妈妈总是做噩梦，梦见医生在手术台上说:“这个锯不快，我需要剪刀剪。”然后她醒了，哭了，想从六楼跳下去。

谢仁慈知道妈妈伤心。每天早上打针后，她就搬到小板凳上，落在左腿上，双手撑着，一步一步跳到六楼，跌跌撞撞地去找妈妈。

“我不安慰她，我只是跑向她，粘着她，脚跟和脚。”

一天晚上，妈妈看着她躺在床边，对自己说:“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你的孩子身上，帮助她成长。”

两年里，她妈妈教她读拼音，学汉字。她每天7: 30前背乘法口诀，背不动就挨打。在她上小学之前，谢仁慈已经能把一年级的课文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

残疾儿童很难上普通学校。妈妈到处求助，拄着拐杖，有一天问一个学校“女儿能上学吗？”。谢佳的老房子旁边有一座桥。谢仁慈每天晚上都在桥边等妈妈回家，看着妈妈一次次低着头回去。

“学校不要你，不然我们就不读了？”

“妈妈，我想学习。请让我学习。i...我一定会考上哈佛的。”谢仁慈听到自己不能学习的消息，眼泪掉了下来。妈妈也哭了，“好，妈妈再问”。

后来有个小学校长答应收谢仁慈，他妈妈特意在学校附近设了家。一到上学时间，我妈就在路上等她，规定谢仁慈:到时候你回家，你不回来我就打你。

她被打得很惨。奶奶叫她“后妈”，但妈妈从来不辩解，“现在我能打，我就打，我怕她步爸爸的后尘”，每次女儿挨打，妈妈都会哭。

假体与自尊

车祸后，谢仁慈感受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把自己包裹在一个沉重的壳里。

二年级时，她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追赶游戏。她跑得太快了，假肢都飞出来了。所有的孩子都哭了起来，一哄而散。她爬过去拿起假肢，一瘸一拐地回家。

她越来越强了。附近的一个男孩叫她“跛子”和“铁拐李”。她和菜地里的某个人直接打了一架，“困兽之斗”。虽然对方咬了自己的手，她还是给别人流鼻血了。

从此附近的男生都叫她“仁姐”，谢仁慈成了贵州的“三江一霸王”。

一直以来，她的人生信条是:生活一直很艰难，我还记得别人对我不好，我还能活下去吗？她几乎忘记了所有所谓的“伤害故事”。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高二的时候，她是班长，同学们都在准备“校园舞会”。她在图书馆看书。“没人问我能不能跳。他们都以为我不会跳。”

那天，她坐在图书馆里，耳朵里全是校园舞蹈的歌声，她哭了。

十多年来，她从来不穿短裤，在黑暗中包裹假肢。“藏得越深越好。”。那时候她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假肢掉下来，自尊随之破碎。

她遇到身边的人，会说“我很喜欢你”，会有朋友评论她。为了自保，她很会看东西，“大家见面都会摇尾巴”。

当她反复挣扎时，她疯狂地阅读，看着周、余、康德、卢梭和萨特。

距离高考只有一年时间，谢仁慈的模拟考试成绩只有400多分。她觉得很紧急。“大家都说我会变成我爸那样的混混。我想向他们证明我没有。”

“生而为蚁，美如神”

高三的时候，谢仁慈每天早上七点去学校学英语，中午在办公桌上休息一会儿就起床看书，晚上十一点放学回家。

当时她数学很差。每次数学考完都要给妈妈打电话哭。她妈总是说:“没关系，我妈信你。”

高考那年，她考了627分，一年增加了200多分。她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律。大家都觉得谢仁慈是“高考黑马”，她妈也清楚的知道“都是苦的”。

考完试的那个夏天，她从贵州出发，经过云南，进入西藏。一路走来，她住在一个青年大队，搭车，认识了很多人，渐渐的开放了自己。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贴吧里，这个压抑多年的女生试图给自己拍照，写下一路上的所见所感。

在一场滂沱大雨中，谢仁慈和他偶尔的旅人都要求别人避雨，但都被拒绝了。

最后，一个看守寺庙的老人收留了他们。老人没有鼻子，应该有鼻子的地方只有狰狞的坑。他没有嘴唇，说话的时候喉咙嗡嗡作响，不太清楚。

当时，谢仁慈浑身湿透，背包在滴水。老人拿出衣服跳舞，让她穿上。她记得生命是宝贵的。“生活就像一只蚂蚁，但它是美丽的。”

进入大学后，谢仁慈自称“大仙”。她开始交朋友，又去了新疆西藏，认识了男朋友高启勋，也是残疾人，在麻省理工读本科。

失去右手后，高绮贞在英国花了很多钱做仿生假肢，每次戴上假肢后都要戴上手套。后来，他不想再默默忍受那些“调查”，不再遮遮掩掩，变成了一个右手带着金属钩子的“海盗船长”。

在那段时间里，谢仁慈逐渐变得自信、有自知之明。她在日记里写道:长期的自我觉醒和认同就像长跑，总是气喘吁吁，总是想放弃，却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自己的呼吸和心率时，这将成为一个美妙而愉快的挑战。

高回国的前一天，谢仁慈在商场试了试带假肢的裤子。他左腿粗，右腿细。售货员一直偷偷看着她。她忘不了那双谨慎而尴尬的眼睛。

那一刻她炸了:躲还是被发现，这样躲有什么意义？回到酒店，我把假肢的外包装撕下来，只剩下金属皮箱，裤子的右腿也被剪掉，“公然出去约会”。

站起来大声说出来

撕下假肢包装后，谢仁慈成了“阳光下的残疾人”。她已经享受到了残疾人的权利，不再担心那个特殊的座位会被一个玩手机的年轻人坐，进了残疾人厕所，她变得自信起来。

她越来越愿意在社交网络上展示自己，分享自己的照片和文字。

回答知乎问题的当晚，谢仁慈彻夜未眠，看着赞数一点点增加，看了3000多条评论。评论中最常出现的关键词是酷炫。

她承认，如果别人夸她酷，她会很开心，这个爱涂口红的女孩从小就“沾沾自喜”。但这不是她的初衷。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别人能超越照片，看到残疾人群体的存在。

曾几何时，谢仁慈给自己定下目标，提高自己的GPA，考托福，出国留学，实现自己小时候“去哈佛”的梦想。现在他成了“要站出来，第一步是让别人先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考虑争取权利”。

这种“鹤立鸡群”源于责任感。她反复强调，她可以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静静地享受多年的学习成果，在这个著名的政法大学读博，或者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在世俗的定义下拥有体面的未来。

只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为了让自己上一所普通的学校而四处奔波。她为其他残疾人感到难过。“我是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孩子。上一所普通学校太难了。那些没有腿和眼睛的人。看不到孩子怎么办？"

说起未来，谢仁慈的眼光很亮。她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和小册子给孩子看，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残疾孩子和自己一样可爱。不要把他们分为“别人”，而是把“他们”当成“我们”。

至于纪录片，你想拍谁？钱从哪里来？她在慢慢实施这些东西，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迷茫和担忧。“但有激情总比没有好。”。

五月的一个下雨的下午，谢仁慈在健身房锻炼。

她戴着高琪祯做的假肢，一边听着音乐摇着头发一边骑着旋转的自行车飞驰，骑得比旁边的人还快。

突然，她笑了出来——假肢掉了。

谢仁慈很熟练。他用右手拿起假肢，戴上，踩上去，说“没事”，然后踩上自行车。(书面/新京报记者罗微重庆报道摄影/新京报记者彭紫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