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人工智能发展正迎来第三波浪潮

本篇文章4282字，读完约11分钟

思想家传记

高琪琪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索引研究所所长、政治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人工智能可谓当今社会的“明星”，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对人类社会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影响深远。

什么是人工智能？我们有一个轻微的定义: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试图完成一定的任务。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计算智能，涉及到快速计算和内存存储。在计算机科学家看来，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计算行为，涉及数据、计算能力和算法。

第二种是感知智能，它涉及到机器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能力，即机器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传感器捕捉和分析周围的环境信息，经过处理后根据要求做出理性的反应和反应。

第三种是认知智能，即机器具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的人工智能主要停留在第一、第二层次，而认知智能涉及到深层的语义理解，仍然很难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不仅是科技界的兴奋点，也是社会科学界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赛维坦”。政治学中有一个利维坦，是古代的巨兽，后来被霍布斯用来指代国家，形容为万能。我把《利维坦》的L改成了S，意思是科学。科学很强大，但我们人类必须驯服它，不能让它给我们带来麻烦。这就需要在伦理、法制等维度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超级人工智能的“奇点”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在演讲中经常会做一个问卷调查，比如问听众是什么时候了解到人工智能的。很多人会说阿尔法狗和李世石的比赛。其实大多数人理解的第一波人工智能已经是世界第三波了。

第一波发生在1950年到1970年。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计算机科学家从事机器推理系统，发明了早期的神经网络和专家系统。这个时期的理论流派叫象征主义。

第二波出现在1980年到2000年。我们现在讲的统计学派、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概念，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来的。这个时候主流的理论学派叫做联结主义。

第三波是06年以后，主要得益于大数据的推广。Google用大数据成功预测流感，引起了卫生部的重视。这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例子。在这一浪潮中，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神经网络为中心的算法取得了突破。

关于人工智能有三个相关的概念需要澄清:第一是弱人工智能，第二是强人工智能，第三是超级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是特殊的人工智能，很难直接用于其他场景。现在很多科学家的理想目标是强人工智能，可以移植到其他应用场景。超人工智能是指超越人类的智能，目前还不存在，希望永远不存在，否则会颠覆人类的意义。

但美国科学家、发明家库兹韦尔认为，一般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超越人类，并把这个时间点视为“奇点”。为此，建立了一所极具创新性的奇点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的未来学家博斯特罗姆也认为，未来超级智能超越人类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把超智能分为三种形式:高速超智能、集体超智能、优质超智能。

高速超级智能类似人脑，但比人脑智能快。用bostrom的话来说，高速超级智能可以完成人类智能所做的所有事情，但是速度会快很多。

集体超智能是由大量的小智能组成的，在很多一般领域，这种智能的整体性能大大超过现有的认知系统。集体智慧最擅长解决划分为子问题的问题，能够分别找到并验证每个子问题的解决方案。bostrom认为，集体超智能的整合模式可以是松散的，也可以是紧密的，即可以形成统一的agent。

高质量的超级智能和人脑一样快，但它的智能在质量上优于人。相对于人类的智力，这种高质量的智力就像大象、海豚、猩猩一样。博斯特罗姆认为，未来的超级智能可以获得新的认知模块，通过复杂知识工程的构建，一般智能可以获得新的优势。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有哪些重要的相关技术

为什么人工智能如此重要？因为人工智能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传统教科书经常强调英国和德国在殖民地的矛盾。英国是一个拥有庞大殖民地的旧帝国，而德国是一个几乎没有殖民地的新帝国，因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个结论是对的，但也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英国和德国在争夺科技的主导力量。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德国更像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英国不能容忍德国这样的“新贵”崛起。表面上看是争夺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代表着原材料的产地和消费市场，但实际上两国在争夺新兴科技的主导力量。

在英国和德国的竞争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一方面，美国强烈参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另一方面，它与英国和德国没有直接冲突。

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信息技术革命，以美国为首。在领导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美国遇到了两个强大的对手:苏联和日本。

苏联在信息产业上做了有效布局，在军事产业、尖端技术、数学家储备等方面有优势。但由于科技和工业体系的原因，苏联未能有效地将高端军工转化为民用，因此技术创新缺乏足够的应用支持。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参与信息革命，进步神速。1985年，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改变了它们在半导体生产市场份额中的角色。日本成为第一，美国成为第二，其他国家的份额不到10%。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方法来对抗日本信息产业的崛起。例如，日本受到广场协议和半导体协议的限制。与此同时，笔记本电脑行业崛起后，美国重点培育韩国三星、台湾TSMC等新合作伙伴，通过新的分工打击日本半导体企业。

然而，在90年代中期，日本半导体企业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年，日本电气在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排名第一，东芝第二，日立第三，富士通第八，三菱电气第九。

然而到了2005年，东芝退居第四，nec退居第十。2018年，唯一的十大公司东芝不得不出售其半导体部门。结果，日本半导体企业基本退出了世界市场的竞争。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关键技术是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如物联网、区块链、超级计算、脑科学等。但是，因为人工智能的作用非常显著，这场革命可以称之为智能革命。意味着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技术，而是战略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关键力量。

交通、医疗和教育领域会发生什么新变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越来越直观地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人工智能使无人驾驶成为可能。未来交通会更多体现三个要素:一是新能源，二是无人驾驶，三是共享出行。由于无人驾驶技术的出现，人们可能不再需要拥有汽车，而是直接购买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旅行服务。因此，今天的汽车制造商在未来可能需要改变他们作为无人服务运营商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汽车厂商需要与目前的出租车软件和高清地图公司进行充分的整合和合作。

共享出行也可以解决很多结构性问题。比如停车问题，一直是城市治理中的难题，但在共享出行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得到解决。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车都会在路上行驶，这样停车场资源就可以腾出来做绿化或者人们休息的地方。

医疗也是困扰人类的难题。最大的问题是，与需求相比，医疗资源永远不够用。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极大地拓展这一资源。特别是，它可以逐渐自动化一些传统上由成熟医生完成的工作。

比如在影像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影像医生更有力地工作。这里的思维一定是辅助的，而不是替代的。很多医生花很多时间做一些低端重复的工作。因此，当这部分工作被人工智能接管后，医生可以更专注于科研，更耐心地与患者沟通，从而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将医疗资源扩展到更贫困的地方。只要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它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就会更加稳定。

同时，基于5g技术，远程医疗将更加可靠和方便。重病患者可以通过偏远地区的远程设备进行治疗。我们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挖掘药物，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和更短的时间开发出治疗难治性疾病的新药。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促进适应性教育方法。现在的教育还是“多人”，因为老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按照每个孩子的性格和特点去教。但借助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深入了解每个孩子的教育情况，通过自适应系统更准确地引入个性教育方案，从而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在教师辅助和学业评价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被消除吗

从全球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对未来世界的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很强的。比如美国在通用计算硬件上有非常强的优势。英伟达的gpu，谷歌的tpu，高通的智能手机芯片都有明显的优势。再比如，美国企业和大学在人工智能的算法框架上有着非常好的传统。在一些应用场景中，比如特种机器人领域，波士顿动力的技术优势也很明显。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特别是在5g通信布局上，我们领先于很多国家。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巨大的市场和相对整洁的消费群体。中国人口多，信息化程度高，是未来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下快速应用落地的基础。

但总的来说，我们在基础芯片、算法框架、生态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空.在基础理论和原始创新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浪潮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处于尴尬和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新的学习方法和开源软件培养相关人才，大大缩短了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同时，这种聪明的方式也有助于克服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知识革命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关键问题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意把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当发展中国家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时，相关国家甚至会使用各种方法，包括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科技限制和人员交流，来阻碍新兴国家的科技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可能会变成“智力鸿沟”。其中，那些以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处于更边缘的地位。更严重的是，因为发达国家会退出产业，通过机器促进生产，基础差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世界生产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目前，世界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规则、政策和原则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定义。比如最有影响力的《阿西洛马人工智能23原则》就是马斯克等西方企业家推广的；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在人工智能领域颇具影响力，最早由美国科幻作家提出，成为机器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原理。

今年6月，我国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相关治理标准，意义重大。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类似的规则制定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将进一步造福全人类。

(组织者:王镇·汤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