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新相亲时代：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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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相亲时代

中国平均每分钟有22对夫妻带着户口本去民政局，进入婚姻生活；同时，8对夫妇在另一个窗口签署了离婚协议。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结婚率和离婚率的曲线正逐步接近一个封闭的大于号。婚姻的墙外，有两亿单身。

和刘同属2亿人口的“救助者”。其中一个在首都“高学历、高收入、高价值”的相亲机构工作；一个在闽南古镇工作了53年的免费业余媒人，号称成功引进4000多对，是新中国相亲史的活化石。

2亿人及其背后的家庭组成相亲，900万人关注知乎上的“你在相亲中遇到过哪些奇妙的事情”；“中国式相亲”节目首播同时获得全国第二名，仅次于“快乐大本营”，二期马上获得第一名，三期网络点击数突破2亿；交友网站巨头之一的Lily.com，尽管舆论哗然，其市值却高达64亿元。

自古以来人们歌颂爱情，但未必赞同相亲。但是，相亲这种婚姻的前奏，从西周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在古代，它孕育了现代生活中不同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一直流传至今，毫无疑问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7分的人认为自己有8分，想找9分

“男人需要女人完美。”袁媛谈到了亚当和夏娃。她是北京偶遇未知咨询有限公司的媒人总监和首席情感专家，她看到了人性的美好，见证了许多欲望。她没有算准，但是“她应该看过1000个相亲故事”。

有人要找三观，有人要五官；拥有5000万元固定资产的“高富帅”要找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女儿或部级领导；一些长相简单的姐姐不得不寻找吴亦凡的外貌，贺涵的内在特征，良好的驾驶技术，流利的英语，有品味的家居装饰和聊天。“我说的话不能落地。”。

北京二环沿线这个办公室里飘着密密麻麻的求爱信息。七夕之夜，一位女士坐在包间里，媒人正在了解她的需求。这些房间以“清华”、“北大”、“牛津”、“剑桥”命名。当追求者选择“套餐成功”服务时，3万元会随着pos机吱吱的声音被刷走，她会不断被介绍认识男人，直到结婚。

袁媛将顾客分为许多类别:一些是低调、挑剔、要求苛刻的择偶者；有的是忙碌的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事业而努力；有的工作圈子窄，资源少；有的曾经谈过不合适的恋爱，耽误了青春；还有的花心，四处奔波，不小心到了适婚年龄；也有因为性格、房子、背后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谐等等而离婚的人。

"就像企业融资一样，有的可以自我整合，有的需要财务顾问."一个看红娘生意的金融从业者说。

“看文件选择基金选择套餐，机械化，匹配条件，感觉如何？年纪大了有必要去这个领域吗？”有人对规章制度的个人信息和择偶明码标价的要求表示不满，说相亲的过程就像招商。

创始人范阳君发现客户的分布很有意思。国内名校毕业，就业集中在金融和it行业，收入显著高。"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刚毕业，什么都做."

在这些人中，“7个人认为自己有8分，想找9分。”一方面，他们期待对方有良好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对方不要看重自己的客观条件。学者们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个人认为反映了缺乏安全感。他们希望自己少奋斗，多享受，又怕别人“记住”自己的财物，意图不纯。当这种个人焦虑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恐怕就要从宏观层面来解释了。

在一项调查中，目前的中国青年群体希望他们能在34岁时取得职业成功，并获得最佳的经济收入。按照这个年龄，硕士学位工作9年就到了人生的巅峰。希望快速获得更多财富成为中国青年的集体焦虑，毫无保留地投射在婚恋问题上。

面对无法应对的焦虑，相当一部分人只能用物质寻求安全感，减少恐慌。在袁媛的客户中，一个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着对她说:“我只想找到富二代”。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是几个亲戚孩子中最好的。“其他人都在看着我。如果找不到好的，就会看不起。如果他们发现一个坏的，他们会受苦。”一位女性客户羡慕她身边最好的朋友。这个得了官方二代，那个得了斯坦福博士。媒人对她说:“他们是他们，你是你。”

经过观察统计，袁媛的女性客户最看重对方的地位、前途、收入、房子、车子、户籍，年收入30万元在这个生态圈被认为“很一般”；如果有房有车，“四五十万还不错”；七八十万元可以归为“高收入”。

在72岁的媒婆刘眼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在闽南老城区，考察单身青年物质保障的指标之一是父母是否有养老金，很难只找到一个人。

“我过去找个人住。现在在找房子找车住。”一个年轻人请刘介绍她的对象。她说女的有点丑，男的不高兴。她还说对方挺有钱的，男的立马说“可以见面”。

“我不想把这种人介绍给他。”刘一生都在当地一家工艺品厂工作。她是刺绣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从未远行，保持着朴素的传统价值观。

她说司机和厨师是现在最难找的对象。“以前车少，人不会开，开的很好。现在开车是奴隶；以前嫁个厨师挺好的，我会自己做饭。现在我不喜欢厨师的味道。”现在的人喜欢找“干部、老师、工厂主、店家”。

男人和女人约会最看重什么，面子的价值？没有！

城市里的年轻人通过转移注意力来缓解孤独，买卡通娃娃，做陶器，认真对待每一堂私人课，仔细计算每一种食物的卡路里，热衷于跑步。有人说，科学研究表明，每个初夏的傍晚在风中慢跑会产生多巴胺，相当于有了一场迷你恋爱。

很多积累了整整一个夏天多巴胺的单身人士，夏天离开的时候都有一次大失恋。下半年比较困难。国庆节，中秋节，光棍节，圣诞节，每一个节日都是孤独的双重放大，你只能小心翼翼的祈祷自己不会在地铁上被玫瑰刺伤。

“很多单身人士进入30年代后期，难免会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找到伴侣安定下来，如果选择现在结婚是否会更幸福。即使是最成功、最自信的单身男女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埃里克·克林伯格在他的书《单身社会》中说。也有一些人是抱着复杂的心态来找媒人的。他们称相亲为美满婚姻。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重复，在回答“男人和女人约会最看重什么？”，袁媛最终确定的答案为“年龄”，领先于“面值”。

“如果刘奶茶三十多岁，可能不会娶她。三十多岁谈恋爱味道不一样。”袁媛坐在一个包间里，很坦然地说:“不过，面子就是正义，有男客户说‘不要逼我30岁以上，不要给我贫困家庭’，但是发了照片他也能接受。不过就算特别好看，到了35岁以上还是挂着，生育是个问题。”

单身意味着35岁以后，很多女性每晚入睡时都能听到耳朵里生物钟的滴答声，提醒自己拥有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倒计时在父母耳朵里放大了。很多中国父母都希望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不要早恋，工作后马上结婚生子。没有人在课堂上教会他们如何去爱和被爱，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注定。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在寻找袁媛时，紧张地摩挲着自己的裙子。她在谈事业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和男人交流的时候经常说一些冒犯的话。她穿着西装，头发裹在脑后，显得“太老了”。袁媛建议她戴隐形眼镜，化点妆。

“很多人缺乏爱的能力，不知道如何去爱，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幻想去盲目。”袁媛说。这些人向往浪漫的爱情，就像爱情有拯救世界的力量，是自我实现的途径。

根据基于一个互联网平台上5万名用户的《中国人婚姻态度调查报告》，70%的网民后悔结婚。“婚姻不是市场。结婚越快，婚后后悔的机会越大。”一个月内结婚的人中，30%的人“经常后悔”，远远高于其他人。

“我还没结婚。我很多同学这辈子已经花了好几部电视剧了:裸婚、斗大三、离婚、再婚、生孩子、生两个孩子。”有网友评论知乎。

适婚青年的父母大多习惯了年纪轻轻就结婚，死亡是唯一终止婚姻的方式。在他们眼里，单身被认为是自恋，是社会道德的崩塌，是公共生活的急剧衰落。

新年前后，刘的城迎来了相亲热潮。当地星巴克店员证实，经常有七八个人一起冲进店里，就是一家人带着孩子相亲。聊天好的话，过段时间大人就走了，孩子可以继续聊；如果说不好，那就是“很现实”。

的女儿又一次来到刘家。他的女儿33岁，刘介绍她10年没有成功。“我们会急的，我女儿不急。她要对方有房有工作赚钱，不能比我们家差。”白晨安有时认为女儿的要求也是合理的。“多赚钱，矛盾就少了。国内矛盾就是经济矛盾。没钱就因为这个吵。”

其他妈妈想到女儿还没结婚就28岁就哭了。女儿没有家，死了也不放心。刘帮着家里的女儿谈婚介，母亲高兴地抱住了瘦弱的她。

学者们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让父母为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担忧，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促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寻求“攀高枝”的可能性。

白晨安和他的爱人也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个年代，第一次见面经常去介绍人家里或者女方家里。媒人两边问，相处好就去电影院公园。“以前要自行车，现在要车，水涨船高。”

现在女儿与人相处，先加微信。“最好有面对面的接触。如果你不喜欢在微信上听到你说的话，你会直接说再见。微信好像在协商，可以当面解释。”在现代网聊语境中，男人说“我能认识你吗”或“你在干什么”的第一句话，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聊而愚蠢的。

我也注重见面。袁媛经常建议顾客第一次在媒人的办公室见面。“吃饭的时候请有很多问题。有男有女，彼此都很感兴趣。男生坚持带女生吃火锅。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股票投资的。自己吃了男生，会觉得男人太无知，太自给自足。”

有些男人请女人吃饭，却不看。他们觉得自己花钱太多，亏钱；有人认为花几千块钱和女神一起吃饭是值得的；女士说随便吃一个，有的男人觉得她没品味，吃了一个贵的，觉得她虚荣。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第一次见面时，她在商场买的。男人愿意为她付出。女生舒服，长得好看，情商高，不会给人压力。男人特别容易成为这种女生的备胎。有一个北大男生，是个金融人，当了很久备胎，以为我有机会在你身后等。”

“不要认为父母参与的相亲是时代的倒退”

刘有八个“花名册”，都是翻来覆去分崩离析的。他们用透明胶水粘在一起。记录单身男女基本信息，女性6条，男性2条。这只是近几年的“盘点”，以前都是用脑子记的。对生活伴侣的一些要求被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写在刘的病历单背面，夹在笔记本里，形成一个时间的折叠。

录音之初，她每年能介绍40-50对成功的，但去年只有7对成功，今年至今只说了2对，越来越难。

“人的眼睛和我的不一样。我看不到可以做到，但我看不到。”刘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跟高，矮跟矮，美跟美，丑跟丑。

最小的1995年出生，有75岁的人想找个伴。有些人说他们有一个正式的机构，而其他人是自行车共享的买家。有的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的人起名叫何，有的人想属于羊或者老鼠。

“现在的人太挑剔了”。当刘19岁的时候，她第一次介绍了她的搭档。那是她结婚的第二年。她在工厂洗头，遇到同事在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找个人不用自己洗衣服。”对方还开玩笑说:“那给我找一个。”。

我回家时碰巧遇到了房客的女儿。我约了两个人。没想到半年就这样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我还是带着人参来看她。

那是在60年代，革命禁欲主义或领导阻止了大多数年轻人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绪和革命意志的衰落。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当时大龄少女的不幸人生经历特别有趣，以至于中共中央甚至指示地方各级党组织做“媒人”。

正是这种延迟的恋爱婚姻生活，让这一代父母对孩子的婚姻产生了超乎寻常的焦虑和不安。在1970年的知青回城浪潮中，许多已婚知青家庭被这股浪潮砸成碎片，5天内在西双版纳农场集体离婚的3000对知青夫妻。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经历了第一次离婚潮。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在上升。

当时，刘善于说服别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女儿来看她，刘给她介绍了一个。女人觉得男人太瘦太丑，穿不了衣服。刘说:“如果你照顾他，他就会长胖，所以你应该给他买更多的好衣服。”。她觉得这个男人诚实守信，替她留着。刘问她的孩子们喜欢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的买5包，叫“爸爸”的时候给他们泡泡糖。

后来他们成了朋友，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结婚的时候，继父给了她一辆车，一套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视为一个好人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废墟中成长起来的美好时代”的黄金时代。“那段时间留在每个人心里的，是那种被复活了很久的浪漫的人性和美好的纯粹的感觉。”

1979年，中国观众第一次在一本名为《流行电影》的杂志封面上公开看到这些吻戏剧照。第二年，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吻出现在《庐山奇缘》中。女主角张羽像蜻蜓点水般亲吻男主角郭凯敏的脸颊，在全国青年男女中掀起了模仿的热潮。

那时，每逢春节，刘狭小的宿舍里总是挤满了请她说亲的人。宿舍堆满了杂物，电风扇只能放在床脚。两个人进来的时候，另外两个人不得不出去。她不收钱，说话也老老实实，人家愿意找她。

不久前，当地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有些人寻找报纸，找到了她工作的小房间。她非常害怕。“我不敢乱介绍。他说他好，内心不好，肚子里。谁知道呢？如果不好，到这里闹事，我的脸往哪里扔？”

她倾向于相信相亲时跟随父母的孩子。90后中国式相亲女嘉宾石榴分享了自己的录音经历:“婚姻是双向选择。我们总是有权对那些物化了自己的人说“不”。我们这一代人的择偶标准是性格，知识，理想，价值，是否有相似的兴趣。上一代选媳妇的标准大概是，女孩子要会工作，要保持女性伦理。年轻人要有车有房有责任感。两代人之间的婚恋冲突一直存在，99%都不在节目上，而是在生活中。”

刘说，以前找女人喜欢找胖的，大屁股会生男孩，现在找瘦的；以前人一进门就害羞，现在人打电话给她说:“有男的吗？”给我介绍一个！“很直接。

“现代人很难让人信服。”有一次，四个年轻人明确要求刘为介绍有钱的小姐。她说“我要钱自己赚”，最后只说服了一个人。

人们对相亲的态度从细腻到公平，相亲节目的火爆就证明了这一点。1988年，山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媒婆》被称为“相亲节目鼻祖”。湖南卫视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约》，掀起了看婚恋节目的热潮。约会和约会节目在2010年达到白热化的状态，当时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一炮走红。银幕上的男女纠葛，成了人们对待相亲态度微妙变化的公开史料。

中国式相亲的制作人刘源说:“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是时代的倒退。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关于婚姻和爱情的代际交流项目。做这个节目有两个初衷。一是促进良好的婚姻，二是加强父母与子女的代际沟通。"

有学者站在父母这一边，认为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智力、知识、经验都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爱情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

“我要西红柿，别给我胡萝卜。”

农历元月(俗称“鬼节”)前后是刘的“生意淡季”。她能够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坐着绣很长时间。

整个工艺美术厂早就倒闭了，玻璃碎了，墙上又长出了新草。刘的“工作室”就藏在几个房间后面。这个老房子的屋顶没了，暂时用铁皮盖着，特别是夏天。房子里还有一口老井，可以用来打水，洒在水泥地上。“看不到天空就不能喝酒。”

刘的眼镜在鼻梁上，她正专心致志地在桌裙上绣独角兽。房间里只有蝴蝶缝纫机平稳的转动声和绣花针刺穿布料的声音。

“按纹路绣这个，怎么做都很简单。”刘偶尔抬头看看。“介绍对象没那么简单，你想想。”

她和这个房间都坚持一些传统，比如不能尝试婚姻，“它会杀死一个女人”；“至少要一年才能相处”；“假装生气，试探对方，看他对你好不好”；“最好照顾两个四五岁的人”。

她讨厌离婚。"过去，妇女联合会认为世界现在处于混乱状态。"她希望看到介绍人手牵手走在街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个好人”。虽然早年介绍的很多情侣都不记得她了，但她也忘了。

“现在的年轻人浮躁，急躁，喜欢走捷径。显然，我对现状很满意。如果我看到别人更好，我就不会平静。我喜欢攀比贪婪。”袁媛说，人们过去常常使用手机、电脑和衣服，但是当它们坏了的时候，他们想修理它们。他们的感情也是如此，他们会互相适应。现在有点不满意就想改，以为会有更好的。“其实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奋斗一辈子，不如别人。”

袁媛从小就有一双善于发现“谁喜欢谁”的眼睛。他爱看爱情电影，有多年的幼儿教育经验。“类似于对付单身男女，对付小孩。想办法，有时候棍子大锤打不开。是把小钥匙，开着的。”

她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婚姻都是最基本的单位，很多年轻人对婚姻了解不够，都是抱着完美的心态去寻找。“很多人觉得很好，对我说:‘我要西红柿，别给我胡萝卜。’"

她的上司范阳君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寻找能够共同成长的伴侣，而不是简单的激情关系，而是两个人在彼此的成长过程中成为伴侣，各取所需。

他们发现父母都很爱对方，有爱的能力的人很容易“脱榜”。有的人希望“你先爱我，我才能爱你”，有的人条件有限，不愿意降低标准，容易“留名”。

但是，那些学会了独居的年轻人认为，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生活可能不会更轻松。

一位专门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发现，催你结婚的人和催你离婚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在法庭上向父母哭诉，“当初是你让我跟他谈的，现在是你让我离婚的”。

针对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缺乏系统完整、行业标准的婚姻咨询。这种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的辅导方式，在国内大多是打着各种旗号变相收费。

《知乎》中“你该不该和一个不喜欢的相亲对象结婚”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受好评的答案是:“你查查别人的离婚故事，你会发现有多少人没有爱情就坚持不了结婚。婚姻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复杂的开始。你们要朝夕相处，做很多远非过瘾的事情，比如买房装修房子，比如融入对方家庭孝敬对方父母，生孩子等等。如果你对这个男人没有太多的爱，你就无法坚持。”

文艺青年对世人说:“我只有一条命，不能慷慨地给不爱的人。”“我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和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死去。”

刘多年的经验还发现，那些听从父母命令结婚的人往往容易离婚。

对于正在崛起的年轻人来说，二三十岁正忙着学习工作。把时间给教的人，给雇佣的人，剩下的都是为了自我提升。他们学习新技能，各方面展现自己，旅行，搬家，建立人际关系网，赢得声誉，升职，找到更好的工作，然后来回奔波。

对于拥有20万年集体生活经验的人类来说，有些人开始把个人放在社会需求之前。《单身社会》中提到，选择单身改变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成长和成长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衰老和死亡方式。

很多人不知道，爱介绍人的刘，30出头就离婚了，因为老公一直搞婚外情，被判重婚罪。“我差点自杀。”

从此她选择了单身，专注于做媒和刺绣。说起往事，我见过无数单身男女眼里涌出泪水，像两口王韬没有做过的老井。“我要是50多岁就好了，现在没用了。我要死了。”

擅长描写爱情的女作家李碧华说，这就是爱情:大约一千万人中只有一对朱良能变成蝴蝶。其他的只有飞蛾，蟑螂，蚊蚋，苍蝇，圣甲虫。不是蝴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

袁媛做了很多年的媒人，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她开始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困惑不是如何找到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结婚，而是如何在千千成千上万的人中找到匹配的人后获得最终的幸福。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以假名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