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科技成果转化的“骨头”仍难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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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会产生“大礼包”。12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复制推广新一批23项改革措施，推动科技成果向更大范围转化。

“允许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以‘技术股+现金股’的形式持有股权；引进技术经理参与成果转化；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以订单的方式参与企业的技术研究……”新的改革措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因为它们不仅局限于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而且注重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转化关系。

原上海市科委体制改革与法制司司长吴守仁评论说，这一政策至少有“三个权力扩张”:将激励范围扩大到转型机构，将目标扩大到管理者，将股权方式扩大到“现金股”。明确技术经理的角色是“更积极的”。

但与此同时，他表示，如果政策仍停留在纸面上，那就等于“互相抓痒”。“近年来，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政策，但实施力度不够，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有限。‘骨头’还是很难。”吴守仁说。

政策“扩权”激发动力

自2015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不断优化相关制度环境。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政策也涵盖了税收激励、股权激励等方面，而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其他主体和环节关注甚少。

“这一政策‘扩张势力’的意义就在于此。”吴守仁说，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多学科、多环节的工作。过去，科技人员的奖励和报酬比例不断提高，甚至90%以上的成果转化收入都给了科技人员，导致他们的“话语权”过大，其他主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科研管理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很难发挥有效作用，积极性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过去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一般会对个人和团队进行技术入股奖励。技术奖励单位不涉及科研人员和管理者转化科技成果的投入成本，也不太关心后期技术能否实现产业化并产生经济效益。

“科研人员的主要目的是完成科研项目，自然缺乏转化的热情。”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知识产权发展研究所所长齐爱民表示，持股的“现金入股”模式将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收入与成果转化的收益捆绑在一起。他们要想获得高的科研回报率，就必须遵循技术改造的利益，积极性自然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吕薇对“全程引进技术管理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想法印象深刻。“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政策主要是增加对科研人员的激励。然而，科技成果的转化不能仅仅依靠科研人员。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研究员不多。”吕薇非常支持鼓励技术管理人员参与科技成果的转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很重要。”

吕薇提到，世界上大多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得很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有专门的技术转让办公室，有一批非常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参加。它们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相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国内技术经理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人才短缺。因此，要促进技术管理人员参与成果转化，就必须弥补体制机制和人员培训方面的不足。”吕薇说。

“一项好政策的关键在于它的实施”

“政策来了一轮又一轮，但这两三年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没有明显变化。”吴守仁长期在科技成果转化一线工作。他见过很多大学和研究所的情况。他说:“一个好政策的关键是执行它。”

以上海市为例，2018年1-9月上海市技术合同认证登记统计快报显示，2018年1-9月上海市认证登记技术合同14059份，同比下降4.1%。其中，9月份登记的技术合同1522份，成交金额37.8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3.8%和32.2%。

从国立大学的角度来看，数据并不乐观。根据《2017年高校科技统计数据汇编》，全国各类高校共授予专利229458项，转让合同4803项，转化率仅为2%。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40% ~ 60%的平均水平。

症结在哪里？“大学和研究所没有动力。”吴守仁告诉《中国青年报》和《中青在线》记者，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并没有随着国家政策的颁布而迭代更新，一些地方和部门颁布的政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他看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高校的考核制度没有改变，教学科研仍然是“指挥棒”；另一方面，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和报酬比例的增加也影响了该单位的作用。“不断提高对研究人员的奖励和奖励比例，并不一定有利于成果转化。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不是研究人员的报酬有多高。”吴守仁说。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对高校教师评价职称、撰写论文没有帮助，应用型科技研究项目科技成果转化没有考核指标，这一问题很难改变。如果说多做国家重点项目比转化科研成果好，那么转化的动力来自哪里？

“做科研>做教学>做社会服务”的地位不平等在高校还是很普遍的。同时，重研究轻改造的倾向并没有改变。老师对产业化不热心，大量成果在实验室里“沉睡”。

齐爱民还提到，由于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不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不足，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仍然以专利授权为标准，不注重专利转化，使得高校科研成果大量产生，但实际转化的很少。

科技成果转化应以市场为导向

制度障碍已经成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樊华，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成员，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技术转让办公室主任，多年专业技术经理。今年年初回国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双方在环境和制度上最大的不同。

“在国外一些大学，对研究人员学术地位的评价已经开始不仅仅是看他在哪些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而是作为评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科研成果被产业化了多少。”樊华说，在中国，许多科研工作者持有科技成果主要是为了评定职称，有些依靠其他手段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此外，我国高校与企业对接的过程还处于管理阶段，远未达到操作层面。“如果很多高校都要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股票，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企业会投诉，有的项目甚至根本不开展。”樊华说，有时候，技术是好技术，但经过市场窗口期后，经济价值大大降低。很多企业反馈，有的高校走的是流程，就像“掉进沼泽”一样。“有些行政人员不会为了一个技术成果而加班，缺乏激励机制。许多技术的黄金时间被推迟了，商业机会也失去了。”

樊华希望科技成果的转化可以“去中心化”，走出体制，让市场带头。“在《拜杜法案》在美国颁布之前，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一直归政府所有。复杂的审批程序导致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技术很少转移到私营部门，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后来科技成果转化逐渐走向市场化，奠定了美国创新经济的地位。希望中国能尽快发挥应有的潜力，建立自己的创新型经济体系。”

北京技术转移与转化研究所所长张晓宇也有类似的感受。在市场化的基础上，他希望市场更加合法，尊重创新。“市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理解还不够，为创新买单的意愿还不强。”张晓宇说，就他实际接触的企业而言，很多缺乏专利布局经验、科技信息分析和管理战略意识，甚至一些已经实现数百亿规模的企业花了很多钱购买海外科技成果，却遇到了技术进口无法生产，或者一半专利技术无效，容易被复制的情况。山寨的违法成本依然很低，这对创新的积极性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项目是政府设立的，结果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实用价值。中标者盯着政府发布的指标，有所作为。就算获得了专利，也是一篮子水，没有实施价值。”齐爱民认为，项目应该由企业组建，政府可以引导支持，搭建平台，但不应该自己上台唱歌。“对于面向企业的项目，自然没有人需要推动转型。”(记者张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