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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王有德、杨善洲等一批生态环保领域的同志荣获改革先锋称号。他们的经验和贡献是改革开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缩影和体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都作出了充分的努力，深化和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生态环境保护与时俱进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生态环境保护始终带有浓厚的色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目标和措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末端治理到源头和全过程防控。

“三河三湖”治理开启了流域污染治理的一场大战。随后，“两个控制区”、“一个城市”和“一个海洋”的纳入，形成了“九五”期间防治重点流域污染的巨大努力，目标是集中解决影响人民生活、危害人民健康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问题。

与此同时，缺点也逐渐显现出来。末端治理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污染控制在深化，规划在深化。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污染防治开始强调源头控制，如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在环境管理领域，2009年颁布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包括规划环境评价、区域环境评价和战略环境评价，逐步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源头控制体系的建立。在经济建设领域，1997年颁布了《关于推进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2003年，《清洁生产促进法》正式实施，加强了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源环境管理。

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和加强环境管理的全过程控制。

从总量减排到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必须从减少污染物排放开始。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控两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总量减排已经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2010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185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1238万吨，分别比2005年下降14.3%和12.5%，实现了“十一五”规划设定的约束性目标。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如何通过总量减排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逐渐成为生态环境部门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让人们头顶蓝天白云、闪烁的星星、清澈的水和绿色的海岸环绕在他们周围，还有浅浅的鱼，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地吃东西，安全地住在家里，外出时可以享受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已成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环境质量的改善被列入“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的评估目标。它不仅取决于总排放量的减少和污染物浓度的降低，还取决于蓝天和星星的数量。从强调全面控制到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人们来说越来越明显。

从保护环境到全面建设生态文明。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05年后，中国逐渐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时期，环境质量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这是控制污染、改善环境、改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

2006年，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三个转变”，要求从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和集中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认了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

正如生态环境部部长李所说，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生态环境保护从实现到实践经历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具有前所未有的思想意识、前所未有的污染治理力度、前所未有的制度出台频率和前所未有的严格监管执法规模。

这一概念继续深化，该系统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4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不断深化，方法不断改进。

朝着协同增效的方向，我们已经走上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道路。

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到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再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绿色发展。中国加深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日益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

实践“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安吉等地证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同频同向；为了促进绿色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长江经济带正努力通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走向系统化，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管能力不断增强。

自1984年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成立环境保护局以来，中国的环境保护职能在以往的机构改革中不断得到加强。

打开地面和地下；穿过海岸和水；打开陆地和海洋；完成农村；打开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2018年，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对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监督执法职责，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设置更加合理，制度更加顺畅。

坚持山水、林、湖、草为生命共同体，发布《渤海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启动“绿盾专项行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逐步协调城乡、海洋与土地、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

走向精确，以关键问题和关键领域为突破口，带动全局。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pm2.5控制为重点，提出了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明确目标和要求。随着重点地区联合防控的不断推进，大气污染控制效果日益明显，中国已成为第一个大规模控制细颗粒物(pm2.5)的发展中大国。从2013年到2017年，全国重点地区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30%以上。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针对城市黑臭水体、集中式饮用水源等突出问题，部署了一系列专项行动，解决群众周围的环境问题。2016年，中国23.5万公里河流水质评价结果显示，全年75%以上的河流水质在三级以上。

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持续解决，提供了成功经验，促进了整体工作，增强了全社会治理污染的信心。

改革创新建设美丽中国

改革开放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深化改革40年。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引进了40多个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改革项目。“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改革总是着眼于解决突出的问题。

为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难以落实的问题，中央政府创造性地制定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监察制度。

从2015年7月1日环保检查员制度在河北建立并正式试点开始，第二批生态环境检查员完成了对2177人的“回顾”问责。这是生态环境保护从“监管企业”向“监管政府”转变的体现。

建立规章制度和问责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系改革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强化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责。

在加强执法监督层面，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四项配套措施的颁布、两个高标准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环境执法与司法的衔接，促使企业严格履行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有效解决了“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改革始终以环境管理转型为重点，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明显增强。

2016年9月，发布了《省级以下监管机构垂直管理改革指导意见》。随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按照流域设立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跨地区设立环境保护机构的试点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着力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使生态环境保护更加高效和富有活力。

同年11月，《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为区域总量控制转变为服务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深入推进，2050个国家地表水监测断面的权力已经汇集，并全面实行“采集与测量”分离，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全国联网和共享。

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走向现代化。

改革总是着眼于改善民生和建设一个美丽的中国。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具包容性的民生福利。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生态和环境保护领域的改革一直以此为目标。

加快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编制“三线一票”，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态/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环境影响评价改革，深化“配送服务”，促进企业优质发展；开征环境保护税，加快环境信用体系建设，用经济政策促进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2017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晴天数为78%。在全国沿海水域的417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符合国家一级和二级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7.8%；2016年，全国城市公园人均绿地面积为13.7平方米，是2000年的2.7倍。

4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果，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和充分认可。

过去是可以赞美的，但未来是可以期待的。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关键时期和窗口时期。新的形势在前面，新的任务在肩上。站在新的起点上，生态环境部将继续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更加显著的成绩。(记者童克南)

编辑: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