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找到 “上帝粒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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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照片)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术教育研究部教授，专业技术二级，少将，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优秀教授”。 着作《苦难的光辉》获得图书出版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浴血荣耀》被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双百》出版工程的第一部重点出版物，最近发表了新着《心胜》。

全民抗战——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 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最长、规模最大、损伤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那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候。

侵略者必然选择这一瞬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多次被侵略战争掠夺。

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英帝国由1.9万军队在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银元。

在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烧毁圆明园。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辽东半岛和台湾以一张“马关条约”割让，赔偿白银2亿两，割地赔偿的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击北京，国家不少，但汇集了3万多兵力，攻击北京的兵力不到2万。 10天内沦陷北京，赔偿金额更是达到了空前的4.5亿两白银。

西方描述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这么不堪一击，几次又割让给三地赔偿，失去权利羞辱国家，这是为什么？

有人从军备中寻找失败的原因。 那一年的澳门新闻说:“中国的装备，只是在普天之下，为了软弱而极没用的军备，以及那种行为，在纸上撒谎。 那个国家里的兵说有七十万众，不一定有一千人有用。 ”。

有些人从系统中寻找根源。 戊戌维新的发起人康有为对光绪皇帝演奏的弱点是“拒绝和”“迁都”“练兵”“变法”。 还有“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更深入的是，京师大学堂翻译局的总经营严密。 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不分天下，不分国家，只有所有的房子，姓兴以亿兆为臣妾，其兴，此家兴，其死，此家亡。 天子之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人物，其家之死都随之而死。 回顾其利害者，也只利害于一家，不为天下谋策。 ”。

这句话严厉地恢复了从中国到弱的源头。 2000多年封建制度的统治，“溥天之下，王土，率土之滨，也许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吗？ 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 以血缘和姓为中心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只对姓、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 这种情况相反，人们认为世界是皇帝，败北也是皇帝败北，切断皇帝的土地，赔偿皇帝的钱，和我做了什么？ 只有这样的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从民众的心理培养和大众精神状态变成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是如此。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的在三元里的抵抗并不是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自己向侵略者出售家畜、蔬菜和粮食。 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周围的民众也加入了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击北京，后面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 盟军部队包围了北京，还在民众的指导下从广凉门下的水道进攻市内。 爬上墙包围宫殿，民众帮助梯子和自动扶梯。 印象深刻的照片是，盟军部队从广凉门下的自来水鱼中刺穿，爬上堤坝时，两边有一群中国人伸出手站在那里，麻木地看着。 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情况。 “四亿中国人，只是散沙。 ”。

零散的沙子与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后，旧中国被踢国门，烧毁掠夺的现象还没有结束。 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了巴黎和谈会议。 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瞬间，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着和会，把战败国德国以中国山东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北洋政府倒台，民国政府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中抛弃了东北，在1937年的“七七”事件后抛弃了华北。 虽然反复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嗜血性、掠夺性，但很少想到为什么日本关东军会以1.9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件。 日本华北驻军为什么要对8400兵力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泽，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说:“你们的革命当然有原因，因为看到清朝太差了。 如果你们的革命成功了，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强多少。 ”。 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述:“革命以前，吾民的患难在于专制君主。 革命以后，吾民的患难在数十专制都督。 以前是国有一专制君主，现在省里有专制都督。 前者专制君主的淫威，比不上今天的都督。 ”。 城头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从1911年到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省就有478次军阀混战。 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零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为什么不能成为列强和杀戮的目标呢？

1948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被绞死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件元凶板垣征四郎在1931年8月战斗动员关东军时表示:“中国民众的心理上安居乐业是理想的，到了政治和军事，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职业。 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有租税和治安维持。 因此，它是一个与近代国家状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结底，只是给有这样的自治部落的地区起了国家这个名称。 所以，从通常民众真正的民族迅速发展的历史来说，国家意识确实很薄弱。 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对维持治安负责都不会妨碍大局。 ’”

这显然证明，侵略者敢于继续冒险，是看透中国国内消耗、政府腐败和社会荒废的状况。 一百多年来，这些教训，每个人都很悲惨，每个人很重。 一个中国人只是“把太刀砍下鬼子的头”，还不能理解其历史。 如果不调查我们是如何衰退到那样的地方的，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军事有多弱，政治有多腐败，社会有多懒散，就不知道这样的软弱，腐败，松弛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在“落后就挨打”的中国，表现为“弱打”“内耗挨打”“烂打”“挨打”的人越来越多。 田汉、聂耳于1935年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唱道:“中华民族是最危险的时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