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京港澳高速公路堵车10公里(图)

[摘要]据《时代周刊》记者统计，截至8月底，35家中央企业党政一把手的职务发生了变化。如果加上中央企业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和外部董事，人数将会更多，涉及48个中央企业的至少230人，调整的强度和密度将是空.

8月30日，中国三峡总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中组部副部长高宣布，57岁的雷明山接替担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雷明山和三峡的关系不浅。雷明山于2002年4月加入国务院三峡办公室后，担任了16年的监察部副部长兼三峡办公室副主任。在今年3月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三峡办公室被撤销，并入水利部，雷明山被调任水利部副部长和党组成员。

今年以来，像雷明山这样的央企“一把手”还是很多的。据《时代周刊》记者统计，截至8月底，35家中央企业党政正职(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或党委书记、总经理)发生了变化。如果加上中央企业的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和外部董事，人数将会更多，涉及48个中央企业的至少230人，调整的强度和密度将是空.

国有企业改革专家、上海田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博山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央企业频繁更换教练，这有利于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推进改革。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冯认为，一些中央企业的领导属于中层管理干部序列，中央组织部和根据需要撤换是正常的。“更换中央企业的教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重组，但更换领导人不一定会重组，但更有可能引发关联。”

交换职位仍然非常普遍

长期以来，中央企业领导人和党政机关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多次双向交流。

8月27日，在雷明山被任命为中国三峡集团董事长的三天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吴曼青被提升为总经理。吴曼青的前任刘烈红于今年7月出任中央网络办公室副主任。

从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重组而来的中国宝武集团，成立不到两年就经历了第一次管理变革。今年3月，中国宝武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钢铁行业工作了23年后，被调任湖北省委副书记。随着马国强的调任，中国宝武集团的“最高领导人”空缺席了三个多月。直到6月28日，中国宝武集团总经理陈德容被提升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事实上，陈德容也有在政界和商界履行职责的经历。曾任浙江省嘉兴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朱博山分析了《时代周刊》记者。一方面，党和国家机构的调整引发了官员之间的调整，进而导致中央企业的人事变动。另一方面，在去年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一些人事安排停滞不前，导致中央企业领导人超龄任职的现象(注:中央企业“一把手”的退休年龄通常为60岁，视情况可推迟至63岁)。这一轮调整可能有“集中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之间的岗位交流仍然非常普遍。例如，8月21日，中国第二大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董事长李庆奎退休，55岁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孟振平接任中国南方电网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两年前，孟振平的前任李庆奎从另一家中央企业——中国电力集团公司调到中国南方电网。

又如，6月27日，新兴继华集团(601718)有限公司原董事长Xi国华被任命为中国一汽集团总经理。Xi国华的前任、原一汽集团总经理徐先平早在2016年7月就被调任为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这份新工作意味着失踪近两年的空一汽总经理终于有了人选。

94个常设董事会

建立集团董事会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代周刊》记者对SASAC人事任免公告进行了梳理，发现一些此前未设立董事会的中央企业今年也设立了董事会，如北京矿冶技术集团、中国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莆田信息产业集团等。还有一些中央企业已经任命了2-3年的外部董事，如中国通用核电集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盐业有限公司。根据SASAC媒体吹风会8月底发布的数据，已经成立了94个董事会，其中83个是外部董事。这意味着只有两家中央企业尚未成立董事会。

朱博山认为，中央企业或多或少存在一种“高层领导”文化，而公司治理则强调权责明确、相互制衡、建立董事会和广泛的中央企业领导交流“可以放松原有格局”。

外部董事一般由投资者任命，对投资者负责，能够独立客观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与内部董事相比，外部董事的地位相对独立和超然，这有利于维护管理者的执行地位，也不容易与管理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此外，他们对SASAC而不是中小投资者负责，与大股东的委托代理关系更有效。

重组或进入快车道

此外，本轮中央企业人事调整也并非与重组无关。

7月13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宣布任命宁高宁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与此同时，60岁的任建新被解除了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并退休。值得注意的是，宁担任另一家央企——中化集团的董事长，同时也是这两家央企的“一把手”，实属罕见。在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的背景下，“两个产业”合并的传言仍在继续，这一人事调整又一次引发了业内的猜测。

朱博山指出，中央企业改组后，对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中央企业的改组，两个党的主席和(港股00001)的总经理加起来有四个完整的职位，但改组后，只能有两个单位，而缺少一个就容易得多了。”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央企业重组，相关人员调整也在进行中。

1月31日，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公布的中央企业名单中，排名前两位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CNNC)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CNNC)进行了重组，CNNC被无偿划入CNNC，不再像SASAC那样直接监管企业。六个月后，7月20日，新的领导团队出现了。CNNC前总经理俞剑锋、CNNC前总经理顾军、CNNC前董事长王寿君，于20岁退休。

6月27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宣布，同意武汉邮电学院和武汉电信科技学院进行联合重组，新组建中国信息通信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新科集团”)。不到一个月后，7月20日，中国新科集团宣布成立，8月9日，公司领导小组宣布重组前在两家公司工作过的佟国华为第一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先后重组了20个集团，38家中央企业。目前，SASAC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数量已从2003年SASAC成立之初的196家大幅减少到96家。7月17日，SASAC召开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电视会议，明确指出下半年要稳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的中央企业战略性改组，国有资本要进一步集中在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优势企业。

朱博山认为，加快中央企业重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产业调整的角度来看，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合，需要进行一些跨行业的兼并。第二，从监管的角度来看，SASAC主要通过管理资本来促进职能转变，下一步将扩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企业的重组和调整并不排除这种布局。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下，原有的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调整，扩大内需、提高质量和效率成为主要转型方向。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下半年要保持经济社会总体稳定，进一步推进供给结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企业的新领导人面临着许多挑战。周告诉《时代周刊》记者，国有企业需要通过现代公司治理、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创新能力的改革来提高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