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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和降低税费。此外，“定向宽松将成为2019年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起点”。

《时代周刊》记者王新宇来自广州

备受期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视经济下行压力，指出“经济运行平稳变化，变化中有隐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同时，会议提出“要善于化危为机，化危为安”，这是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未出现过的类似表述。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中求进’和‘稳中求进’。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了这一政策思路。”交通银行(601328)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减税和减费。此外，“定向松动将成为2019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起点。”

中央政治局前一次会议把2019年确定为关键的一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个世纪胜利的关键一年。”为了加强反周期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稳定”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取决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加强宏观“反周期调整”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反周期调整”首次出现在会议报告中:“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反周期调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进行预调和微调，稳定总需求。”

“目前，内外需求都处于下行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发挥反周期条件的作用。”连平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会上提出的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外贸、稳定外资、稳定预期等“六大稳定”，旨在提振市场信心，保持2019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连平进一步指出，2018年高调的财政政策将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在2019年挑起“稳定经济”的重担。

自今年7月全国人大决定“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以来，2018年全国财政赤字率目标下调至2.6%，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计划上调至13，500亿元(2017年为8，000亿元)。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年，应加强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提高效率，同时，应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减费，地方政府特别债券的规模应大幅增加。

" 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率预计将升至3%左右."连平向《时代周刊》记者指出，财政赤字率的上升将体现在支出和收入两方面:“一方面，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可以有效提振市场信心，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减费，减轻市场参与者的负担，促进生产扩大和供应增加。”

大规模减税和减费不仅是长期以来市场的声音，也是中央决策层在过去四个月中强调的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彪表示，要围绕减税、减税推进税制改革，推进增值税等大幅度减税，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创业企业实行包容性免税，研究推出新一轮大幅度、大幅度、包容性减税、减税措施，进一步促进税收公平，鼓励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大规模的减税和减费不仅有效地优化了商业环境，也适应了国际税收竞争的需要。“考虑到资源的流动性，需要减税和减费，现在国际上已经提出了减税措施。在供给方结构改革中，税费是企业成本之一，因此有必要在2019年进一步加大减税和降低成本力度。

杨志勇强调，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进一步减税和减费应优化减税方式，使其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采取相对直接的减税办法，减少获得减税资格的约束条件，避免税收征管中不能落实政策减税的情况

“增值税改革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可能会成为明年减税的重点。”连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通过推进增值税改革、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支出和科技创新研发支出的税前扣除，制造业、零售业和中小微生产企业的总体税负将大幅降低。

中国人民大学崇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减税和减费不仅要在企业方面进行，也要在个人方面进行:“在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求财政部门进一步减免税费，而减轻个人负担应继续受到重视。”董希淼向《时代周刊》记者强调。

货币政策中没有“中性”的表述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货币政策强调“中性”，但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使用“中性”一词，具体表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应适度收紧，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去年是“关注货币政策供给的总闸门”，今年则强调“适度紧缩”和“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去年，我们强调“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今年则强调“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这可能意味着央行将在2019年放松货币政策，并在“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去杠杆化’到‘稳定杠杆化’，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已经从紧缩转向宽松。”连平向《时代周刊》记者指出，该声明基本延续了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基调，这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宽松，流动性将保持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11月初出席在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后，不到两个月，许多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小微企业筹集资金。"谨慎的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把握紧度和适度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协调合作要加强金融监管，结构性去杠杆化，防范风险，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流动性紧张、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另一方面，从稳定增长的角度来看，还应采取措施明确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董希淼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在当前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积极激励，使流动性更有效地注入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服务。

事实上，自今年年初以来，银行间市场的资金状况已全面好转，货币市场利率较2017年大幅下降。以资金宽松程度dr007(七天回购利率)为例，数据中心今年已下降约25个基点至2.6%，这一数字甚至多次低于央行七天反向回购操作利率。

"下一个任务是有效地将合理和充足的流动性转移到实体经济中."连平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分流，让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在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徘徊，可能会出现类似“阻塞湖”的状态，导致部分流动性进入非实体经济。例如，在房地产行业，“尽快清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于防止融资杠杆上升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开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许多金融机构也在推出支持小微企业的措施。”董希淼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保持稳定的中性货币政策和合理的流动性的基础上，如何使银行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空还有许多政策工具可以引导和发挥作用。

“制度开放”符合国际规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明年我们将“促进全面开放”，主要有七项任务。会议首次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开放向规则开放和其他“制度开放”的转变，如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开展独资经营。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大部分的发展依赖于商品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并通过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发挥了作用。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数量开放向质量开放转变势在必行。”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

“最初的开放性更多的是关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更注重配置对象本身。例如，商品和要素，包括技术、劳动力、土地等。”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指出，这种管理是“逐案”管理，确实是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与这种配置的效率相比，企业通过机构开放管理具有更高的进出口自由。“今后，我们应该注意管理规则。在规则中导入什么、导出什么以及如何配置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判断。从而进一步促进进出口自由，促进更高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白明说。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来看，大部分已全面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行业和领域都发展良好，竞争力不断增强。”连平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吸引外资，还可以吸引智力和控制力，最终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改善上，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支撑。